1999年11月25日，作家出版社邀请在京的部份学者、评论家，座谈钟物言所著长篇小说《百年因缘》。作家出版社副主编王文平主持了研论会，与会者发言热烈，部份未与会的专家学者也分别撰有专文，现综合整理纪要如下： 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这是一本属于好读但不见得会读得太快的小说。我把这本小说定位在一本独特的新家族历史小说。新家族历史小说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但这本小说还是很特殊。除了叙事语言十分冷竣甚至冷漠之外，就是隐蔽着的女性主义的性别中心意识。这种女性中心的叙事，不是一种女性主义旗帜的张扬：通篇看不到女性主义的话语的直接宣泄。似乎纯粹是在讲故事。讲一个家族、几个女人的关乎爱和生存的故事。叙事指向发生在以女性为主要构成的家族内部（兼及外部），那种畸形的、混乱的私人性的血缘亲情关系和本真深层心理状态，这两种定向都非常适合作者本人女性意识尤其是女性的生命意识的抒发。 何镇邦：（鲁迅文学院研究员）
我认为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让人的审美理想从崇高转向世俗。世俗是所有人的主要生活。顾氏家族曾经有过辉煌，顾二在南洋贩烟时，也是成麻袋的钱往家扛。但他们的生活从来谈不上崇高。书中写了很多世俗琐事：生老病死、夫妻反目等等，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一种特别关照，她无意像李?人或巴金那样，以家族的春秋来反映国家的春秋。这本小说在对人性的开掘方面很见功夫，就我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像这种多层面丰富展示的作品并不多见。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首先我觉得这本书不是典型的家族小说。《白鹿原》等家族小说把家族作为一个着眼点，表现家族间的世代争斗和历史变迁；而《百年因缘》中的家族不过是人物活动的场所。它的特点在于把男女私情正大光明地当作正面描写的对象，尤其是私情对人、对命运、对家族的影响，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顾二、顾三这一代，仁义、正义这一代，命运的发展都和恋爱有关系。其中以顾三最为特别。把私情上升到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百年因缘》最重要的一点。
作品文笔老道、冷峻，对人对事有一种荣辱不惊的态度，好像已经经历过很多，而实际上作者还如此年轻，因此作者能有这样的造诣很不得了。还有一点，作者在写情写性方面确是一个高手，27对恋爱，每个人的来由、对话，各有特点，每个人的个性和经历也各不相同，作者在这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才华。 何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完，就看过部分而言，我觉得文笔和人对不上，有一种很大的反差。这么年轻的一个作者，文笔那么老道，那么简洁，然而，却包容了那么多的内涵，真的难能可贵。我觉得作者的艺术感觉很独特，希望她永远不要放弃她的文学梦。 雷达：（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
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呢？我看写的就是红尘的无常与轮回，写生命、灵魂在苦难中的存在状态。同时也是写在中国传统文化大罩子下，平凡生命的震荡与无奈，还写出了女性的依附人格，以及在这种依附下女性互相倾轧的不自觉状态。
这部作品在生活和艺术方面，给了我们许多新鲜的感受，就像苏童写旧社会，莫言写抗日，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写得很到位很真实。钟物言没有经历过旧时代，但对旧时代的基调和氛围把握得很准确，很见才情。但王氏被罗氏设法驱逐出门的理由不充分，与舵爷联姻是为了保护家族，何况王氏又能干又贤惠，罗氏怎么会单单因为她长得丑，就把她视作仇人呢？我个人不能理解。
《白鹿原》是通过一个家族来描写政治历史和阶级冲突，《百年因缘》和别的家族小说不同，它没有延伸，就是写家庭，写家族里的人的命运。 陈骏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我个人认为，《百年因缘》还是可以叫做家族小说，然而是一本侧重写人生的家族小说。作者的目标主要在于揭示人的命运、人生的轮回与无常。小说最突出的一点是对人性的揭示，并以此区别于《白鹿原》式的家族小说，后者是跟政治历史相关联的，是以家族斗争代替阶级斗争，以家族的历史表现国家的历史。
从整体来看，这本小说笼罩着一种沧桑无常的感觉，充满着一种悲凉、悲情、悲观的氛围，透露出作者很深刻的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我不想对此作价值判断。我只想说《百年因缘》不是一部普通的家族小说，作者似乎对佛学有相当研究，作品有一种老道辛辣的对人生的透视。
另外，这部小说有股“气”。它之所以能吸引我们读下去除了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主人公命运反复无常，细节生动外，就是因为有一种笔酣墨饱，淋漓尽致的内在气韵贯穿始终。这是很难得的。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初读作品时，以为是出自男作者的手笔，因为作品没有感觉出女性的视角。看这部作品，我的感觉是，作者带有一种早熟的，把人生都走完的感觉。作者的长处是对女性关系的表现。女性的生存空间，尤其是旧时代女性的生存空间很小，就在一个小舞台上，在院子、房间里、床上，是一种近距离的厮斗。作者对旧时代的气氛把握得很准。比如罗氏用躺在床上装病方式来与顾老太太抗衡。张氏、文思、米珠的冷，顾老太太的粗，王氏的固执，米珠的超脱，都写得很精彩，观察也很到位。 杨远宏：（诗歌评论家）
虽然《百年因缘》不是寓言体，但我感觉是个大寓言，其精神指向、氛围、时间感非常有意思。小说的前半部非常缓慢，时间几乎是停顿的，让我想到了《保留的记忆》，同时感到空间的扩张，而这种空间是人性源头生命精神的空间。后50年时间则进展很快，一切都在不断生长，又不断死去；不断到来、不断离开。时间在加速，空间在缩小。我对前半部并不欣赏，反而认为后半部是一种有意味的诠释，就像时空隧道中的人生匆匆而过。
读这本书我的感觉就是作者的悟性很高，有一种宗教感。看起来书中的描写是非常现实化、世俗的，但有一种非常博大，非常悲悯的东西，一种阔大的背景下博大的苍凉感。书中对人性观察之深和作者涉世很深有很大关系，作者有一种看透人生的感受，看透了人生的无奈、人的无知和深深的无助感。 牛玉秋：（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研究员）
雷达怀疑王氏单单因为长得丑而招至婆婆的厌恶的理由不充分，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信的，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没有任何理由，每个人都有一个气场，场不相容的时候，别说长得丑的不喜欢，就是长得美的也会让人很讨厌。
作为一个女性评论家，我对《百年因缘》中的女性主义见解很关注，小说中的人物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位都是女性形象：顾老太太、罗氏、张氏、王氏、米珠、文思……，都描写得很独特生动。过去许多女作家写女性的不幸，都把怨恨集中到男性身上。而《百年因缘》揭示出女性最深重的压迫来自女性本身。比如王氏对张氏的仇恨简直到了顽固透顶的地步，这种仇恨甚至战胜了死亡：她就是活到160岁也要一如既往地活下去，因为她还没有等到张氏的死讯———这一切都是因为张氏与她名义上的丈夫发生了私情。基于这些女性人格中的弱点，作者使我们明白，女性解放说到底是女性的自我解放。这种见识是很深刻的，我在许多女性主义的作品中都没有看见过。 孙民乐：（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我以为东方小说历来具有一种家族化的倾向，中国和日本的许多优秀小说都是以家族的形式建立起整个叙述的框架。比如《红楼梦》。但《百年因缘》相对传统的家族小说有许多新的处理，因此可以说它是新家族小说。我认为中国家族小说的传统有两种：一种巴金、曹禺式的，他们作品中对家族的叙事实际上就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叙事。还有一种张爱玲式的，其风格特征是：远离国家民族叙事的主流话语，把家族放在一种自然、自在的生存状态中。《百年因缘》更多承续的是张爱玲为代表的传统。
总的来说《百年因缘》的新就是从堂皇的大叙事转化为注重个人性和私人性的小叙事，使之重返小说本位。
我认为就美学性质而言，《百年因缘》并非是悲剧性的。尽管我阅读之后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沧桑感，但那不是悲凉，也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悲悯，悲天悯人。由此推测作者的精神状态是有宗教背景的。这使我联想到《红楼梦》里的色空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作者以观物的态度观人，观人如同观物。这在对性描写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既不沉迷张扬，也不回避伪饰，分寸把握得非常好。《百年因缘》中有很多关于性的描写，但由于作者把性作了物化处理，使我们读起来一点也不觉得猥亵和过份。中国现代小说家很少有人能持这样一种态度。 齐天大：（读者）
《百年因缘》是一部人类交配和生育的百年断代史。钟女士为这个世纪留下的是一部不留创意痕迹的、连贯的、自然的中国人特有的繁衍史、命运史、情史、性史、风流史和男女关系史。
此书的价值，无论是伦理学、性学、社会学意义上的，还是文学、史学、民俗学意义上的，都将与它的书名一样，以百年计；下一世纪或下下世纪的人类再翻到它时，将知道何为女人的小脚？何为三房四妾？为何不再三房而三陪？为何小姐不敢公开卖淫？为何大家都计划着——生育！ 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百年因缘》写得如此真实很难得，作者确实很有才华，但我觉得这部小说的成就距作者的才情还有一段距离，还可以写得更好。从审美经验心理结构的角度分析《百年因缘》，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固有的文学观念作一个调整。钟物言对自己不曾经历过的不熟悉的生活反而比熟悉的生活写得更好，这说明作家的想象力、感受能力和艺术修养比观察更重要。 杨匡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看这部作品我感觉作者好像处于一种压迫性思维的状态，好像被百年压迫。百年是一个时间，六代人是个空间，百年的物理时空压迫着作者的心理时空。假如有再版机会，作者再改一遍，一定会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李洁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我认为作者很有才华，对小说的语言我也很喜欢。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写仇恨的小说，可以说仇恨是小说中唯一的事实。抓住这点也就抓住了中国人性的一个起因。中国历史上的滥杀、酷刑无所不用其极，这种仇恨这种冲动大大高于其它民族。文革起源于什么，可能有多种解释，但考察到个体还是一种仇恨的本能在起作用。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这也是源于仇恨的结果。《百年因缘》把这样一种民族的劣根作为主题，我是非常欣赏也是非常震惊的。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百年因缘》述说了顾氏家族在最近一百多年中的兴衰故事。在作者的娓娓道来中，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变幻和风俗流变与顾氏一家的命运一同展开。在中国传统纲常伦理中，“家”与“国”紧密相联，“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扩大。因此，《百年因缘》又像一幅风情画，实际上是“百年中国”的一个缩影。从中确实使人感到历史苍黄巨变的无情，人、人的命运在历史风云中的无奈…… 丁东：（评论家）
百年是一个史诗的框架，从这个视角写人的命运，家族命运，无论怎么淡化政治和社会的层面，也不能脱离某种历史观念的支撑。史诗的结构能否成功，不在于时间跨度的宏大，而在于有无独特的史识，也就是有无新鲜的历史观念。支撑这部小说的历史观是新鲜的，而不是陈腐的，是发现的，而不是因循的。作者以一种民间的眼光，个性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将告别的世纪，重新衡量其中的是非善恶。这是作品不落俗套的基础。
婚姻和性爱，历来为女作家所关注。同样写家族的命运，男作家可能更关心政治社会的层面，而女作家则更注意情感层面。作者在第60节中写道：“纵观顾氏家族近百年的历史，几乎所有的男女都生活在对爱的渴望和忍受爱的摧残之中。除罗氏和家龙之外，二十七场恋情无一例外地都承受了生离死别的痛苦”。这是小说的点睛之笔。小说之所以好读，有吸引力，首先在于这二十七场恋情各有千秋，都不落套。如果把二十七场恋情抽出来加以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它们基本上构成20世纪中国家庭婚姻和性文化变迁的长卷。 贺绍俊：（《文艺报》副总编、文学评论家）
在这世纪之交的特别时段，一百年成了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大量的“百年”图书讲的无非是文人化的历史，而《百年因缘》却以非文人的历史去总结百年；它描述了一种非规律性的生活流程，还原了生活具有的杂乱无章的本来形态；它让人物在平平静静中度过，并不夸大任何传奇因素；它揭示了历史真实的一面：被已往的历史文本所省略掉的、丰富而又生动的枝末细节，这也许更能体现出历史的本质。这使得我想起费正清晚年曾告诫他的弟子说：“少泡图书馆，多找普通的中国人交谈，他们每个人的嘴边都有一部生动的中国史。”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很喜欢小说中对于人生的略带虚无色彩的描述，因为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共鸣。从社会角度看，小说对中国的家庭关系、婚姻关系、性别角色、民风民俗有大量有趣的描述，这就使这部小说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价值。从我专业的角度来看，有一点意见必须向作者提出：作者关于同性恋的描写过于贬抑。说同性之间的情欲是“畸形”的，“有悖人性”的，这是一种属于异性恋霸权范畴的错误观念，早已被大多数人包括异性恋人群所否定。当然，作者可以辩解说，这不是她本人的看法，而是小说人物看法。 盂繁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顾家每个人的命运几乎都与他们的长辈有关，作为“宗法’的家族制度让每个人都演绎着大致相似的人生经历，那份压抑、扭曲、仇视、猜忌以及由此生发出的种种反人性的丑恶，在小说中都得到了令人震撼的揭示。这无言的批判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的理解。而在叙事方式和语言修辞上，它唤起了另一种我们阔别已久的阅读经验，即张资平等人的古旧笔法。 闻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笔下顾氏家族生活的“红城”可能就是滚滚红尘的象征。虽然整个二十世纪政治历史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命运轮回，但作者所要探求的一切似乎超越于阶级冲突、社会伦常和政治历史风云带给人生的艰辛坎坷。惟其如此，作者所要勘破的，不如说是生存意义和命运本身。小说淡化了二十世纪的政治风波和“宏大叙事”主题中的历史背景，却将人类生存命运的主题熔铸其中。就像小说中顾家庭院中的那两颗古老的银杏树和一口深井一样，它们以自身神奇的生命力和寓言性，使现实世界和人类的命运感发生了深刻的象征关联。
如同《百年孤独》中马贡多小镇上布恩蒂亚家族的兴衰反映了整个拉丁美洲的百年历史一样，《百年因缘》中顾氏家族的百年兴衰是否也正是作者有意构筑的中国现代历史的象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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